建筑学报 | 田思俭 杨涛 | 通向永恒之路：路易·康作品中的拱形母题来源及其设计演化 | 2022年05期
通向永恒之路：路易·康作品中的拱形母题来源及其设计演化
田思俭 杨涛 湖南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 丘陵地区城乡人居环境科学湖南省重点实验室
“何为永恒？
何曾为永恒？
何将为永恒？”
(What was has always been，
What is has always been，
What will be has always been)
—— 路易·康，《何为永恒：路易·康语录》(What Will Be Has Always Been: The Words of Louis I. Kahn)
在建筑理论家的评论中，路易·艾瑟铎·康(Louis Isadore Kahn)常常被认为是从历史出发的建筑师，文森特·斯考利(Vincent Scully)评价康“将过去的建筑视为伙伴”。康自己也曾阐述道“我们不能忘记从伟大的古代建筑中去学习其共同的伟大特征”。回顾康的作品，如果说其中有一种设计元素反复出现，并能直接引起人们对“过去的建筑”的联想，那无疑是他的作品中的拱形(arch)或拱顶(vault)——不仅是在广为人知的金贝尔美术馆(Kimbell Art Museum)、印度管理学院(Indian Institutes of Management)，甚至在最终并未实现的耶鲁大学美术馆(Yale University Art Gallery)的早期楼板方案(图1)、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学院图书馆(Phillips Exeter Academy Library)的早期个人学习室的方案(图2)、印度管理学院早期的庭院遮阳方案(图3)中都可以看到康所设计的拱形元素。“拱”毫无疑问地成为了康设计中最重要的“母题”之一。
▲ 3 印度管理学院的早期方案模型
但耐人寻味的是，在《康的谈话》(Kahn in Conversation)一书中，当采访者约翰·库克(John Cook)询问康这些拱形元素的出现是否受到了哈德良别墅的影响时，康却连忙否认道：“不，我并不是一字不差地从任何地方学习，我(也)不是从事实开始工作，但是我认为这些都是来源于我自己……这是很多事物的综合(a sum total of many things)”。显然，康不满意于自己被单纯地从“历史的”角度评价，觉得自己被片面地理解了。那么，“伟大的古代建筑”究竟在康的拱形元素生成中扮演了何种角色？如果历史并不是“拱形母题”的唯一来源，康所说的“很多事物的综合”又具体指的是什么？
除此之外，在康的不同作品中，“拱形母题”的呈现形式显然有所差别(如金贝尔美术馆的摆线拱顶、印度管理学院的组合拱、孟加拉国民议会大厦的抛物线混凝土拱)，这些不同的呈现形式在设计上分别有何特征？又是什么造成了这些差别？针对以上问题的探究，无疑将有助于我们更明晰地理解被称为“建筑诗哲”的康的设计及思想。而既有的相关研究往往都是针对单一案例，从光线、类型学、结构等角度展开分析。因此，本文尝试在时间维度上系统性地审视路易·康“拱形母题”的起源和发展，并探讨其最终意欲表达的主题。
1
早期建筑生涯的影响
1.1 体量和结构的再发现——康的两次罗马旅行
罗马的拱顶、穹窿、拱券的影响曾经在建筑发展的历史中留下深深的烙印。经过罗马风、哥特、文艺复兴和当代建筑的发展，它的基本形式和结构思想仍然依稀可辨。借助于现代的技术和工程技巧，这些形式和思想必将会再铸辉煌。
——《纪念性》(Monumentality)
1929年，康第一次游历了欧洲。在意大利，康第一次切实地感受到了罗马遗迹的巨大体量所展现的魅力。1931年，康在T-Square俱乐部的月刊发表了《写生的价值与目的》(The Value and Aim in Sketching)一文，并认为“我们必须学会以自己的方式观察事物，从而发展自我表达的语言”。文中展示了4副在欧洲游历期间用炭笔绘制的画作(图4)。在这些绘画中，康一改布扎体系下所受到的“如画”原则的绘画教育，而是“改变穹顶和塔”转向更加抽象地表达建筑形体的组织。而根据康1944年所发表的《纪念性》一文，相比于描述希腊建筑的过去时，他以现在时的时态描述对于罗马拱的赞扬，认为罗马的拱、筒形拱、穹顶不仅是历史，还能通过当下的现代工程技术焕发新的生机，在其中康似乎发现了罗马遗迹更大的潜力。
▲ 4 《写生的价值与目的》中的4副写生
1950年，康开始了他的第二次罗马旅行，这短短3个月的旅行让康开始认识到这些废墟需要被更深入地理解。在他的第二次旅行的绘画场景中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巨大的砌筑工程。他激动地写信给他的助手安妮·婷(Anne Tyng)“当罗马强有力地呈现在你眼前时，你会被震撼。正因为我的再次看到，我想建造更好更多的作品”。也正是从第二次旅行后，康不再使用轻质材料，转而使用混凝土，开始有了自己更加独立的建筑思考。
1.2 先验与结构理性主义——康的早年教育经历
康：我(对拱)很感兴趣，因为我对某种与生俱来的规则很敏感。
——《康的谈话》
工程师和建筑师必须回到基本原则，必须与科学家保持同步并咨询新知识，以重新发展他对结构行为的判断，并从设计中获得新的形式感，而不是将方便制造的部分拼凑起来。
——《纪念性》
康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接受了布扎体系的建筑教育，他的老师保罗·克瑞(Paul Cret)所秉持的“从古典建筑中学习”的理念影响着康，并将两个看似相对立的建筑理论融入他的建筑教育中。其一，以勒 · 迪克(Eugène Emmanuel Viollet-le-Duc)为代表的，遵循材料受力逻辑的，以建造思想为中心的“结构理性主义”思想，因此康十分注重从结构与材料的受力中发展形式。其二，迪朗(Jean-Nicolas-Louis Durand)以古典建筑为基础总结的几何图形组合的建筑排列系统。更重要的是，康在求学阶段还接触到了奥古斯特·舒瓦齐(Auguste Choisy)的《建筑史》(Histoir de l'architecture)。此书以仰视轴测的方式表达建筑的建构形式。虽然肯尼斯·弗兰姆普敦(Kenneth Frampton)对舒瓦齐的此种制图方式持批判态度，因为他认为在这些图中显然模糊了“建构形式的结构关系”(图5)。而康在罗彻斯特第一统一教会(First Unitarian Church and School)中也使用了仰视轴测图，不过在其中似乎可以看到更加清晰的混凝土板与梁的结构布置情况。后来的康已经在前人的影响下更进了一步(图6)。
▲ 6 康的罗彻斯特第一统一教会方案中的仰视轴测图
此外，在布扎体系的教育中，康还从布雷(Etienne-Louis Boullee)、勒杜(Claude-Nicolas Ledoux)二者柏拉图式的基本几何体汲取了先验(transzendental)的建筑观念与形式。事实上，在1969年接受的采访中，康也提到他选择形式的出发点是基于他熟悉的内容，因为这会成为直觉并快速反映在他的头脑中。
1.3 从拱形开始的“有情感的”建造——执业中对于现代主义的反思
肋、拱顶、穹顶、扶壁重回现代的建造中，将空间围合成更加优雅、简单的样子，这样的方式在情感上令人激动。
——《纪念性》
康不仅作为克瑞的学生接受了4年的本科教育，毕业后还进入到克瑞的工作室工作。而保罗·克瑞拥抱古典的同时也具有现代主义倾向，这为康的建筑早期生涯打下了现代主义的烙印。在1930与1940年间，接不到项目的康活跃在现代主义建筑师的圈子中，专心于集合住宅的建设与对于预制装配式住宅的学习 。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现代主义的片面性开始被反思。许多建筑评论家都指出了现代主义运动中的反纪念性、反历史性。1944年，德裔建筑师、艺术史学家保罗·朱克(Paul Zucker)在哥伦比亚大学组织召开了以“新建筑与城市规划”(New Architecture and City Planning)为题的研讨会。在这次研讨会上，西格弗里德·吉迪恩(Sigfried Giedion)发表了名为《对新纪念性的需求》(The Need for a New Monumentality)的文章 。同时，康也在其中发表了著名的《纪念性》一文 ，明确了自己在纪念性这一议题下具体的追求——“纪念性是建筑结构内部固有的一种精神品质，表达了整个建筑的永恒性(eternity)，既不能附加其他内容，亦不能改变”。可见，纪念性在此时已成为了康在建筑中追求的重要品质，永恒性是建筑最终要达到的精神理想。
在《纪念性》一文中，康对自己的建筑思想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在前半部分，他将结构作为最重要的要素提炼出来，在表达对于拱形偏爱的同时，也尝试对现代主义进行重新定义——“(现代主义的需求)要求重塑墙体、墙墩、梁、屋顶及其与空间的关系。当我们想起在风格模仿的浪潮下基本元素被折磨成模糊不清的混合体时，这些基本单元就(更)应该被重新诠释”。在其诠释的现代主义的新定义中，“工字钢板和角钢相铆接的建造方式既复杂也不优雅”，而肋、拱顶、穹顶、扶壁令人激动地重新回到了现代建造，将空间围合得更加优雅，这样的思考在多年后仍反映在康的草图中(图7)。同时，康还认为：以现代科学的微观力学研究指导建造，才是现代的方式。康对于结构形式多次的提及与对有情感的拱顶建造的执着，便是康所认为的实现纪念性的载体。
▲ 7 康关于“原室空间”(The Room)的草图(1971年)
此外，他在文中不仅表达出“建筑纪念碑代表着结构上的完美”“结构的问题主要集中于屋顶”等宏观的建筑理念，甚至对I型梁的合理截面、结构计算中安全系数的取值等细致的结构问题都有所批判。基于这些思考，康甚至探索了一种新的结构——焊接钢管结构(welded tubular steel construction，图8)。这种结构的构件断面随着受力的大小而变化，并将框架作为一个整体，系统地思考节点的设计问题。可以发现，此时康的思想仍然是结构理性主义的继承，但是又迷恋现代工业生产的轻盈的金属材料。虽然在材料的选择上仍然与康后期使用的钢筋混凝土与砖有所差别，但是他已经开始逐渐摆脱传统意义上的“现代主义”，走上自己的道路。
▲ 8 《纪念性》一文中的焊接钢管结构(1944年)
2 拱形母题在作品中的呈现
2.1 拱作为立面要素
从耶鲁大学美术馆之后，康建立起空间单元与结构单元一致的框架系统，墙从框架中脱离出来，成为了不承重的空间分割要素。在此之后，拱形的窗户开始镶嵌在立面墙体上。1958年，在论坛评论大楼(Tribune Review Building)的早期草图中(图9)，第一次出现了半圆形的窗户和竖向长窗组合的设计。这种半圆拱形，在同一时期也在康的多个建筑中出现，如未建成的弗莱舍之家(Fleisher House，图10)、美国驻安哥拉领事馆(United States Consulate Chancellery and Residence)、萨尔克生物研究所(Salk Institute for Biological Studies)的会议中心。而9年后，康为位于北威彻斯特(Northern Westchester)的贝丝艾尔神庙(Temple Beth El，图11)设计时，这样的拱形窗户仍然是他的设计的起点，存在于他的第一版设计草图中。
▲ 11 贝丝艾尔神庙方案草图(1967年)
面对不同的项目背景，这样的半圆形拱在立面上也出现了不同的变化(图12)。如在美国驻安哥拉领事馆中，康发展了双层表皮以形成气压差促进空气流通，拱形元素出现在外层的墙体中；在印度管理学院中，除了宿舍楼中的圆拱，康第一次将砖与混凝土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组合拱；在更加后期的孟加拉国民议会大厦中，圆拱被混凝土条带切割，在与三角形、方形等几何原型的组合下，更具纪念性的意味；而在韦恩表演艺术剧院(Fort Wayne Performing Arts Theater)中，当在入口处的立面上以3个拱上下错开放置的形式再次使用组合拱时(图13)，却被建筑评论家杰克·佩里·布朗(Jack Perry Brown)评价为像“戏剧面具”，其过于语言化的使用引起了评论家的争议。
▲ 13 韦恩表演艺术剧院入口立面
2.2 拱作为平面分割
在康的一些其他作品中，内部空间中不同方向的拱成为了平面分割的工具，结合拱形中的开口，创造出了多样的空间效果(图14)。在达卡国家医院的大厅中，立面上连续8个尺度较大的圆拱，与外廊进深方向的圆拱，及大厅中连续的半圆拱和组合拱，在平面上组成了层层叠叠的关系，在阳光的映衬下创造了奇妙的光影体验(图15)；在韦恩表演艺术剧院中，拱形不仅存在于立面上，还镶嵌在内部并不承重的砌体结构墙体中，将拱形下方虚的部分与楼梯间的空间串联起来，形成了另一种感觉的“流动空间”(图16)；在菲利普·埃克塞特图书馆中，拱镶嵌在中庭四周的混凝土墙上，作为中庭与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书架功能区域的分界面，赋予了建筑极其“古典”的气质。
▲ 16 韦恩表演艺术剧院楼梯间
2.3 拱作为屋顶
在康执业生涯的晚期，拱形更多地以屋顶的形式呈现(图17)。在1963年的印度管理学院的早期方案中，拱作为遮阳的屋顶，跨越在主建筑各办公室的中庭之上，但是并没有围合内部空间；在金贝尔美术馆中，摆线拱形屋顶以一个“筒拱”与框架结构结合的形式呈现在空间中，每一个拱顶的结构单元也是一个独立的空间单元；孟加拉国民议会大厦的屋顶为被包裹在混凝土面板结构中的八字抛物线曲面拱，光线从拱窗中倾泻下来，落在中央的议会大厅中，营造出神圣的氛围。
▲ 17 拱形作为屋顶(印度管理学院、金贝尔美术馆、孟加拉国民议会大厦)
1969年开始设计的耶鲁英国艺术中心(Yale Center for British Art)同样是一座美术馆，其早期方案的剖面形式彷佛是金贝美术馆屋顶与埃克塞特图书馆的结合(图18)。康在早期方案中使用了半圆形屋顶，设计了拱形单元体——中间的两根斜梁组成了三角形的管道放置区域，而采光区域设置在拱形的内侧(图19)。但是在最终的实施方案中，由于预算的原因，拱形屋顶被改成了锥形。
▲ 19 耶鲁英国艺术中心的早期方案拱形屋顶单元模型(1971年)
3 拱形母题的设计演化
3.1 第一阶段：罗马旅行的回响与几何先验的体现
1958年，与论坛评论大楼相同的拱形母题均以立面的形式出现在安哥拉首都卢旺达的美国领事馆、弗莱舍之家、萨尔克生物研究所的会议中心中。而关于为什么在竖长的普通矩形窗上设计有半圆形的窗户，在一幅1951年的罗马砖墙的绘画中，也许可以找到康的灵感雏形(图20)。康在谈及安哥拉首都卢旺达的美国领事馆时，他表达到“这能调节眩光，因此这(也)能让我想起废墟的美丽”(This would modify the glare. So therefore I thought of the beauty of ruins)。这些半圆形的拱正是康对于自己两次罗马旅行的回应，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光线与“拱形母题”的塑造联系在了一起。
▲ 20 路易·康在罗马的奥斯提亚古城(Ostia Antica)所绘的砖墙写生(1951年)
此外先验的建筑观念对于康的“拱形母题”形成也有影响。1952年，奥地利艺术和建筑史学家艾米儿·考夫曼(Emil Kaufman)在费城出版了《三位革命建筑师：布雷、勒杜与勒克》(Three Revolutionary Architects: Boullée, Ledoux, and Lequeu)一书，这对当时在费城执业的康有一定影响。这3位建筑师正是在法国启蒙运动下受到先验的建筑观念的影响。同时，布扎的源头巴黎美术学院(Beaux-Arts de Paris)的建筑理论初衷便是创造一套以最基本的几何、数和比例为准则的美的法则。这样的理念一代一代地传给了后来的教育者和学生。因此，在康早期建筑中出现的半圆形拱也许就是来源于启蒙运动的几何基本图形。此外，据罗伯特·麦卡特(Robert Mccarter)推测，在埃克塞特图书馆的早期方案中，拱形图书室的出现也是源于布雷的法国国家图书馆方案的空间意象(图21)，因康在1967年，名为“空间与启发”(Space and the Inspirations)的演讲中提到了布雷的图书馆给予的启发。而在2001年西班牙建筑杂志《建筑生活》(Arquitectura Viva)的康的作品专刊封面中，布雷的圆型图书馆与埃克塞特图书馆被有意拼贴在一起(图22)。
▲ 22 《建筑生活》杂志路易·康专刊的封面
3.2 第二阶段：以砖为材料的现代建构探索
1962年后，因为受到当地经济条件的制约，在印度管理学院、孟加拉国会建筑群等一系列项目中，康开始使用黏土砖作为建筑材料。在印度管理学院中，首次出现了综合考虑了两种材料结构特性的组合拱形式(图23)；而根据康的助手卡雷斯·瓦洪拉特(Carles Vallhonrat)的论述，宿舍单元的圆形拱则是受到一幅达·芬奇的圆形拱手稿的启发，并经过与结构师奥古斯特·科曼登(August Komendant)讨论，以“作为地震的补偿措施，将拱向下倒转”而形成的结果(图24)；此外，在达卡的医院建筑立面中，上方拱的位置与后面的楼板的承载状况紧密相关。黏土砖开始使用后，结构受力也成为了康的“拱形母题”中被考虑的因素。
▲ 24 印度管理学院宿舍中的圆形拱
同样的圆形砖拱也多次出现在达卡的孟加拉国会中心建筑群中，而关于此类形式，康与海因里希·克洛泽(Heinrich Klotz)有一段非常有意思的讨论。当康被问及“您如何看待将您在达卡的建筑(指圆形拱)与哈德良别墅并置比较”，康对于这样的解读十分的生气：“我知道有些部分被考夫曼拿来与哈德良别墅比较(图25)，荒谬，这只是外部特征……，区别是很大的，当你看这些圆形的时候其实它们不是圆形，这些拱形是对地震的回应……”。其次，两位学者还将达卡的建筑与罗马的砌体工程相比较，而康的回应是“这注定会像罗马砖砌体，因为这就是砖的秩序”，同时康也调侃道“但是肯定会有人问我，为什么你不用混凝土拱？我就是喜欢这样，没什么其他原因，它在秩序上是完美的”。康对于外界的误解很是生气，因为评论家们似乎只是看到了拱的形式，忽视了康关于拱形秩序的思考。而通过康的回应，也可以看出他对于砖拱先验的应用方式。
▲ 25 在埃德加·考夫曼(Edgar Kaufmann Jr.)的论文中，达卡的孟加拉国会建筑群中的拱形与卡拉卡拉浴场被并置在一起
3.3 第三阶段：古代原型与现代技术的结合
3.3.1 始于光线与罗马拱顶的思考——金贝尔美术馆
如果现在再建造一座美术馆，我会更加关注于建造不能被管理者随意使用的空间。相反，我会给他某种具有特定固有特征的空间……，提供各种各样的采光方式……，这样他将感受到这是一个能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呈现展品的空间领域。
——康在国际现代建筑协会(CIAM)会议上的发言
我的脑海中充满了罗马人的伟大之处以及深深铭刻的拱顶，虽然我(当时)一时还不能使用它，但它总在那里时刻准备着。
——《光是主题：路易·康与金贝尔美术馆》(Light Is the Theme: Louis I. Kahn and the Kimbell Art Museum)
1966年10月，康被委任在沃斯堡(Fort Worth)建造一座美术馆。在15年前康精心设计了“展示空间如何被创造(to show how the room was made)”的耶鲁大学美术馆，但在后期使用中，完整的空间被新添加的展墙破坏，这让康非常失望。1959年，在奥特洛(Otterlo)举办的国际现代建筑协会会议上，他抒发了对于下一个美术馆的期待——注重空间内在秩序的设计，且展品的特征应该被光线烘托。
1966-1969年间，美术馆屋顶的形状经历了漫长的调整过程，从折板屋顶、半圆屋顶，再到摆线拱形屋顶(图26)。在此过程中，康逐渐确立了拱形空间对于光线与空间分割特别的意义——“拱顶是一种能够接受光线的界面，对室内空间的度量即来自对光的位置的感知，正是以这样的方式，自然光确定了房间形态的选择”，且“拱顶结构根本就不需要隔墙。即便有隔墙，空间依然完整”。康在拱顶处结合自然光与人工采光的做法，也与19世纪的理想画廊剖面有着相似之处(图27)。1973年康在对金贝尔美术馆设计过程的回忆中，也曾表示罗马人的拱顶早已在他脑中。从光线设计与历史中的拱形出发，金贝尔美术馆的屋顶形态渐渐成型。
▲ 27 冯·克伦泽(Leo von Klenze)，慕尼黑老绘画陈列馆(Pinakothek，1823年)
基于以上思考，康与其助手马歇尔·梅耶(Marshall Meyers)随后提出了半圆形的拱顶方案，但被馆长理查德·布朗(Richard Brown)因尺度过于高大拒绝。直到他和他的助手看到了《建筑中的面型结构》(Surface Structures in Building: Structure and Form)中优雅的摆线拱形式，金贝尔美术馆的屋顶形式这才基本确定。
然而，这样出于形式、光线与建筑功能考量的结构体系，似乎有着两个结构悖论：其一，金贝尔美术馆的拱不存在拱心石(keystone)，在拱形中间压力最大的地方并没有混凝土材料，而是一扇贯通了整个拱的开口。其二，是金贝尔饱受争议的“假拱”——其末端不仅没有设置连接梁将柱连接以共同抵抗侧推力，还出现了一道从中间到两边逐渐收窄的梁(图28)，这与经典力学模型中的筒形结构相去甚远。实际上，看似古典的拱顶既不属于有侧向推力的“筒拱”，也不是筒壳，整体是一个双向受力的空间结构。在混凝土中还配备了3根后张预应力钢筋进行内部应力的调整(图29)。
▲ 29 金贝尔美术馆中的预应力钢筋的配置
回顾金贝尔美术馆的设计过程，其中经历了漫长且复杂的光线、建筑功能、形态的调整。也许正如罗伯特·麦卡特所说“康所使用的不是一个古代原型，而是根据在折板混凝土结构中进行的实验，得出的结构设计方案——每个拱都可以从拱顶中间倾泻下光来”。古代的原型，配合当代建筑功能的需求，以及现代的混凝土技术，共同成就了金贝尔美术馆这样如此精彩的作品。
3.3.2 创造“世界中的世界”——孟加拉国民议会大厦
(这是)世界中的世界。
——路易·康在达卡的演讲，1963年
文明起源于屋顶。
——路易·康在宾大课堂上的谈话，1960年
1962年，大致与印度管理学院的设计同时，康开始了孟加拉国会综合体的设计。综合体的主体建筑是一个巨大的集中式议会中心，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设计之一便是抛物线混凝土拱顶。而这样的向心性的集会中心其实并不是康的第一次尝试。早在罗彻斯特第一统一教会中，康就用类似的方法，通过屋顶侧边的光线的引入，赋予宗教机构精神性，而这样的方法还在康其他项目中屡见不鲜(图30)。抛物线拱顶的形成经历了8年的反复推敲，回顾拱顶方案的中间版本，似乎在材料与形式上，每个阶段都呈现较大的不同(图31、32)。但除了各方案间的差异，容易被人忽视的是，这些所有的模型都具有统一的意象——封闭的包裹感以及能够通过开口向中间引入光源。
▲ 32 孟加拉国民议会大厦屋顶结构模型
追溯孟加拉国国民议会大厦设计的起源，伊斯兰文化与建筑在这个项目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孟加拉国是一个穆斯林国家，在达卡的项目进行过程中，达卡当局要求祈祷厅必须遵循伊斯兰教的教义朝向圣城麦加。也许是因为对于伊斯兰教的关注，使得康设计的祈祷厅的形式与伊斯兰教建筑的拱顶生成逻辑颇具渊源(图33)。议会大厦拱顶的采光逻辑也与伊斯兰建筑穹顶中通过连续不断的小窗洞将光线引入的方式十分相似(图34)。
▲ 34 伊斯兰穹顶采光效果(左)与孟加拉国民议会大厦主厅(右)对比
此外，古罗马遗迹也在这个项目中发挥着一如既往的影响。在1968年与美国莱斯大学(Rice University)学生的谈话中，康毫不掩饰地说到“我在达卡的设计实际上受到卡拉卡拉浴场的启发(My design at Dhaka is inspired, actually, by the Baths of Caracalla)，但对其进行了发展”。同时，康在达卡演讲中也曾提到过他想要创造“世界中的世界”，而这与他之前多次提及的对于万神庙的评价如出一辙。通过麦卡特的考证，这样的屋顶设计也许来源于康曾经到访过的哈德良别墅黄金广场(the Piazza d'Oro at Hadrian's Villa，图35)。这些古代遗迹中若隐若现的共同点在康的记忆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从而激发着康的设计灵感。
▲ 35 弗朗切斯科·迪·乔治·马蒂尼(Francesco di Giorgio Martin)绘制的哈德良别墅黄金广场前厅的天花板透视图(1480年)
相较于金贝尔美术馆针对展品光线开始的设计，孟加拉国民议会大厦屋顶似乎更接近“纪念性”所想要达到永恒性的理想。回溯《纪念性》一文，建筑的纪念性依附于结构和构件清晰的交接，而结构的关键问题便是屋顶的塑造。自从论坛评论大厦之后，通过多个美术馆与教堂的设计，康便拥有了“结构是光的发生器(structure is the maker of light)”的思考。至此，屋顶、光线、结构组成了康心中构建纪念性的几个要素。而康通过8年的轻盈结构形式的寻找，利用光线的引入体现了建筑的精神力量。
同时，康也曾在《纪念性》一文中提出纪念性的形成需要与现代技术相结合。而孟加拉国民议会大厦抛物线混凝土拱的结构技术可能确实有着现代的起源：其一，康的同事结构设计师罗伯特·勒里科莱(Robert Le Ricolais)1960年设计的一个桁架穹顶方案(图36)与1963年的穹顶版本十分相似。其二，孟加拉国民议会大厦屋顶的整体形态与费利克斯·坎德拉(Félix Candela)的霍奇米洛克餐厅(Los Manantiales)中所使用的抛物线混凝土拱十分相似(图37)，而这些都是在现代结构技术发展的前提下才能实现的结构。
▲ 37 费利克斯·坎德拉设计的位于墨西哥的霍奇米洛克餐厅
从孟加拉国民议会大厦开始，康的设计开始与1944年的《纪念性》一文所叙述的建筑理想愈发靠近。在屋顶的光与影的交织中，康完成了对于建筑有情感的建造，并且“通过当代建造技术使得古代原型更加有力量”，让“文明从屋顶中诞生出来”，实现了纪念性的精神理想。正如建筑历史学者罗伯特·麦卡特的评论，孟加拉国民议会大厦“既古老又现代”。伊斯兰建筑、古罗马遗迹、光线、现代建造技术、纪念性的理想都被融入了建筑设计中，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跨文化”的综合性建造。
4 结论
（正文完。原文刊载于《建筑学报》2022年05期，总第642期，更多详细内容请见纸刊。扫码即刻购买本期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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